17 May 2025 13 min read china

DPS 周刊 195 - 日美半导体之争的启示

最近在读 Chris Miller 所著的 Chip War，发现其中记录的美日半导体之争，与当下的中美关税之争有许多相似之处。得益于美日之争，韩国和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得以迅速成长，梳理这些也许会让我们对当下的时局会有一些启示。

先让我们来看看美日之间的半导体之争：

二战后，尽管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日本科学家通过美国占领军总部在东京提供的渠道，获得了如《贝尔系统技术杂志》、《应用物理学杂志》和《物理评论》等期刊，接触到 Bardeen、Brattain 和 Shockley 关于晶体管的论文。

日本政府支持本国电子产业的发展，例如对进口技术的使用进行协调。同时，日本公司积极学习和应用新技术，索尼等公司开始制造晶体管收音机。日本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例如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项目，被认为是其成功的部分原因。

日本公司凭借其大规模生产和成本优势，在 DRAM 市场迅速崛起。到1980年代中期，东芝等日本工业集团成为了世界领先的 DRAM 生产商。在光刻技术领域，日本公司如佳能和尼康曾是重要的竞争者，它们取代了美国公司 GCA 的主导地位。

也就是在这样迅速的发展下，日美之间在半导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日本公司一度占据了全球 DRAM 市场高达90%的份额。这给美国半导体产业带来了“炼狱般的十年”，导致美国企业抱怨竞争不公平。甚至出现了关于日本企业间谍活动和不当行为的指控，例如日立公司员工因被控窃取 IBM 技术而被捕，以及东芝被指控向苏联出售有助于制造更安静潜艇的机器设备。

当时的紧张国际关系体现在《日本可以说不》等书籍的出版上，该书由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和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合著，表达了日本应在国际上更强硬的立场。中情局曾将该书翻译并在内部传阅。日本甚至有观点认为，日本可以通过半导体在美苏之间摇摆，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

最终，日美两国政府出面斡旋，签订了1986年的半导体贸易协议，日本政府同意限制其DRAM芯片出口到美国。

也在同一时期，美国为了制衡日本厂商，选择人力成本更低的韩国和台湾。韩国企业积极模仿并学习先进技术。利用日本和美国在 DRAM 市场的竞争，韩国企业获得了技术转让和合作机会。

韩国的芯片公司和政府像一个团队一样工作。韩国政府对芯片产业提供了大力支持，包括信贷补贴和鼓励企业投资。三星是韩国半导体产业的核心力量，其领导人如李秉喆强调“通过商业服务国家”，并采取了大胆的投资策略。凭借其强大的财务实力，三星能够在资本密集型的半导体竞赛中坚持下来。

到1998年，韩国公司已取代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 DRAM 生产商。日本的市场份额从1980年代末的90%急剧下降到1998年的20%。

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也有着类似的发展路径。早在1965年，台湾就建立了第一个半导体研究机构。台湾政府是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强大推动者。1985年，极具影响力的经济部长李国鼎邀请在德州仪器有丰富经验的张忠谋回台湾领导芯片产业。李国鼎承诺提供所需的资金支持。

台湾政府是台积电成立时的主要推动者，提供了其48%的启动资金。但台湾政府要求台积电必须找到一个外部投资方，获得技术转让。张忠谋先去找了老东家德州仪器，但吃了闭门羹。最后谈妥了荷兰飞利浦公司的投资，并获得其生产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这不仅为台积电的启动奠定了资金和经济基础，最重要的是规避了大量专利风险。

台积电最核心的创新是其纯代工（pure-play foundry）商业模式。张忠谋承诺台积电永不设计自己的芯片，只专注于为客户制造芯片。这种模式避免了与客户竞争，使客户的成功直接转化为台积电的成功。台积电与美国公司建立了深厚关系，其早期一半的销售额来自美国公司。台积电许多高管都在美国顶尖大学接受过博士教育。

台积电是 ASML 生产的 EUV 的最重要客户和投资者之一。事实上，ASML 也是从飞利浦分化出来的一家企业。所以飞利浦可谓一手扶植了当代半导体产业的最重要的两家厂商。截至2020年8月，全球约50%的 EUV 设备安装在台积电，占其60%的晶圆产能。

由此可见，日本、韩国和台湾在半导体发展中形成了一种“接力赛”格局。日本曾在政府支持下以 DRAM 技术一度领先，但最终因成本、市场限制等原因失势。韩国随后崛起，靠政府扶持与企业投入，在 DRAM 领域建立全球优势。台湾则通过政府战略、代工模式创新和对 EUV 等尖端技术的重金投入，发展为全球最先进逻辑芯片制造中心，供应链地位举足轻重。

当前中美之间的关税之争，本质上是更广泛的科技与地缘政治竞争的体现，半导体产业正处于这场博弈的核心。历史上，美日曾在1980年代爆发“芯片战争”：美国指责日本倾销、限制市场准入，并以关税与贸易协定迫使日本开放市场。时任 AMD CEO 的 Jerry Sanders 批评美企在资本成本上处于劣势，反映出日本企业政府支持的投资优势。

类似地，今天美国对中国加征高科技产品关税，并施行出口管制，旨在打压中国产业升级。这种策略虽可短期施压，却也可能激励中国加快“自主可控”进程，同时促使全球企业重构供应链，把产能转移至东南亚、印度等地。

历史经验显示，贸易手段虽常见，但成效复杂。它们往往不仅推高成本、扰乱供应链，也可能促生新的竞争者。与其依赖保护主义，不如专注技术创新、产业多元化与风险管理。特别是在台湾这一半导体枢纽面临地缘紧张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的依赖性与脆弱性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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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ap

如何更好地倾听别人？Ben Kuhn 认为我们要保持好奇，找出背后的细节：

当我最能有效倾听别人时，通常是因为我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我试图建立一个细致、精准的理解，弄清楚他们脑海中真正发生了什么。
事实证明，现实中隐藏着大量令人惊讶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在找出根本问题或最佳解决方案时，往往非常重要。
如果忽略了这些细节，我最终会基于错误的假设给出糟糕的建议，而对方则不得不花很多精力反驳我、纠正我的错误理解。

最近 Windsurf 刚刚被 OpenAI 以30亿美金收购，正好他的创始人 Varun Mohan 接受了 The Pragmatic Engineer 的采访：

在 AI 产品开发中，“评估测试”（eval testing）就像传统软件开发中的单元测试或集成测试。
AI 驱动的集成开发环境（IDE）让工程师变得更无畏，减轻了心理负担。
1. 现在的工程师更敢于跳入不熟悉的代码区域，在过去，他们通常会等到和更熟悉代码的人交流后再行动。
2. 越来越多开发者在需要帮助时，首先求助 AI，而不是打扰他人。
3. 心理疲劳也减少了，因为那些重复而枯燥的任务可以交由提示或 AI 代理完成。
Varun 强调，他并不认为像 Windsurf 这样的工具会让优秀工程师变得不再必要：它只是改变了工作的性质，同时还能提高产出潜力。

Seth Godin 认为我们能做出的最佳职业选择之一就是：选择一个优秀的上司：

一个好上司会在你面对值得挑战的任务时支持你。他们会给予你投入感与公平的待遇。他们一边教你如何完成工作，一边帮你构建职业发展路径。
具体而言，一个好的上司拥有这些技能。尽管说起来简单，但真正做到并精通，并不容易。

Youtube 上有个走访世界各地的纪录片频道 Yes Theory，制作十分精美，这离不开他们的摄影师 Cory Martin。最近他分享了关于拍摄的理解：

无论是在 Project Iceman 中掌镜记录极限耐力挑战（并因此获得艾美奖），还是在镜头背后隐身以捕捉自然场景，Martin 的“超能力”是他的“在场感”。
“我不想那样过。我想走自己的路。”他说。于是，在大学最后一年，他放弃了教育专业。
他参与的一个项目碰巧是和 Yes Theory 的合作。他们当时在玻利维亚拍摄，Cory 带着相机一起去了。就是在那里，他遇见了 Thomas Brag 和 Matt Dajer。从那时起，他们一同成长。早期的旅行内容，渐渐演化为更深入、更具人文温度的故事。
“当你去到叙利亚这种地方，你带回来的不仅仅是影像，而是一种全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