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Jun 2025 28 min read

DPS 周刊 196 - 高尔泰笔下的夹边沟记忆

当期的不明白播客请到了Joseph Torigian，因为他即将出版习仲勋的传记 The Party’s Interests Come First。在这期节目中，Joseph Torigian 花了不少时间讨论各种运动对于习仲勋的影响，甚至对于习近平的影响。

正巧，最近在读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作为反右运动的亲历者，他在这本书中记录了不少亲身体验，特别是那些关于夹边沟的记录，让人觉得一切都那么历历在目。

高尔泰早年习画，曾经在苏州美专学习。1955年毕业时，正好遇上肃反运动，于是他被发配到兰州支边。一开始他被分配到兰州第十中学教授美术。从此他的人生就不断地和各种运动交织在一起。正当高尔泰在兰州十中百无聊赖之际，他给傅雷写了信，以为傅雷会是自己的知音，谈论了自己的苦闷。没想到傅雷的回信狠狠地打击了他：

在回信中，傅雷先生說，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都早已回答了你所提出的所有問題。比如精神與物質，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包括道德、藝術、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等等之間的關係，都說得很明白，早已經不是問題了，怎麼還要問？你口口聲聲追求真理，真理早就被證明了，就在眼前，你卻視而不見，難道是聰明的嗎？

于是高尔泰开始执笔写作，将自己的一些想法整理出来。慢慢地，这些记录沉淀了下来，1956年，《论美》成稿。高尔泰在这篇文章中认为美和美感时分不开的，因人因是因时因地而异，所以这是主观的。随后，他将这篇文章投给了《新建设》月刊，并在1957年2月得以刊出。时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论美》恰好成为了反面典型。一经刊出，就收到不少批评，此后，高尔泰也因此被打成右派。

轉來一封朱光潛先生的信，是給我個人的，說我的觀點是唯心主義，重溫一下列寧批判馬赫的著作，對我有好處。接著，同年三月，該雜誌發表了宗白華先生的《讀論美後的一些疑問》，和侯敏澤先生的《主觀唯心論的美學——評論美》。隨之，《文藝報》、《哲學研究》、《學術研究》、《學術月刊》等雜誌相繼刊登了對我的批評。一致說我是唯心主義。先是說五星紅旗的美來自新中國的偉大成就，你能說它不是客觀的嗎？後來說馬列主義就是在同唯心主義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再後來的說法是，唯心和唯物的鬥爭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

吃一堑长一智，高尔泰此后收敛了很多，在各种双百活动中，始终保持缄默。但这些沉默毫无帮助，他第一个被打成了右派：

在整個鳴放過程中，我自始至終，一言未發，一個字也沒寫。想不到第一個被揪出來的右派分子，就是我。

之后他就被发配到夹边沟，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是劳动教育。至于说夹边沟有多可怕，可以从以下记录中看出一些端倪：

夾邊溝農場，原先是監獄勞改農場，始建於一九五四年。這些地，都是當年的犯人開墾出來的。一九五七年，勞改農場改為勞教農場，集中關押未經法院判決、由各單位黨組織直接送來的、因而也沒有刑期的「右派分子」和「壞分子」。仍歸甘肅省公安廳勞改工作管理局管轄。沒有使用武裝警察，由文職公安（管教幹部）治理。

「勞動教養」這個詞，以及它所指謂的事物，是一九五七年的新生事物，歷史上從未有過（以前只有「勞動改造」一詞）。

勞教沒有刑期，說是什麼時候改造好什麼時候出去。你明天改造好明天就可以出去，改造不好一輩子都不得出去。

在勞改隊和勞教隊裡，用犯人來管理犯人是很普遍的事。我們基建隊四個大隊的大隊長全是勞教分子。但都當得不長。我曾在工地上看見，第三大隊的大隊長上官錦文因為說錯了一句話，被管教幹部當場撤職，下令捆起來，擲在地上。

但是我們的笑和跑，同一般的笑和跑還是不一樣。一般的笑先得要有快樂。一般的跑先得要有力氣。為了做到在沒有這兩樣東西的條件下笑和跑，我們每個人都同自己進行了一場艱苦的和持久的鬥爭。

每天的「戰況」，在《工地快報》上登出，如有超前，光榮屬於小隊。個人得到的報酬，是幹更多更重的活——第二天再派你去。

那人告訴我，龍慶忠早已死了，接著穿這件衣服的人後來也死了，這衣服到他手裡，已經是幾易其主了。

繩子竟然勒得陷進他（張元勤）的肉裡，立即就滲出了鮮紅的血，冉冉地浸透了繩子，也浸透了繩子周邊的衣服。以致後來撕去繩子剝下衣服，腫脹青紫的兩臂和手背都冉冉變成了灰白色。

幾個月以後，他（張元勤）的第二個郵包到來的時候，他已經死了。他的名字，在場部那塊黑板的「郵件通知」欄裡，保存了很久很久。

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几乎无人可以自保。比如高尔泰就讲了自己在夹边沟偷吃沙枣和违心画画这些自保的事：

事發後先搜身，搜得我的破棉襖更破了。中隊長問我，膽敢逃跑咋又回來了？說隊裡壞人猖狂，每個人都有責任，沒做到互相監督，說明都沒改造好……說著他突然吼道：都在吃。檢查個球！都把沙棗交出來！大家紛紛交出沙棗。所剩已經無多，有的只幾顆，最多的也不過一把。小隊長摸了每個人的口袋，挨個兒用帽子接了，放在土檯子上，準備明天一早，交給管教幹部。第二天醒來，帽子空了。

有一幅「社員之家」最受好評。畫的是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桌上魚肉酥脆流油，饅頭熱氣騰騰，男女老少個個滿面紅光笑口高張。當時全國性的大饑荒正在蔓延。我一門心思製造效果，致力於細節逼真氣氛熱烈，想不到自己是在撒謊，是在參與擴大災難。

如果是自保是出于生存需要，那么加害于人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五七年反右運動中，由於他的揭發，我失掉了許多文稿和一本日記。但在我被打成右派、開除勞動教養以後，他也被打成了右派。剛被點名不久，就從三樓上跳下去自殺了。

我們學校有個四十多歲的女教師叫楊春台，丈夫是西北師範學院的地理系主任，家在西師。那天早上在院子裡遇見，我問她西師的右派分子是怎麼處理的。她說還沒處理。當天下午牆上就出現了一張題為「質問高爾泰」的大字報，說，你不是右派，為什麼鬼鬼祟祟打聽右派分子怎麼處理？你不是右派，為什麼鳴放聲中噤若寒蟬？下面簽名之多，是正文的好幾倍。不少名字，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有一張大字報，寫出了新材料，但卻是無中生有。說我半夜裡說夢話，大喊殺殺殺。寫這份大字報的人叫鄭鈞，我們學校的地理教師，甘肅民勤人，古銅色臉上有深深的皺紋，樸實一如老農，平時沉默寡言，同我也無冤無仇。

夾邊溝人特別擅長於「和壞人壞事作鬥爭」，這是「改造好」的一個標誌。別看一個個餓得皮包骨累得像稀泥，動作遲緩表情呆滯，這方面的能力可特發達。你以為是神不知鬼不覺的一個小動作，晚上開會時都有人提到。

幸好也不是所有人都如此邪恶，还有一些人心存善意。

他（安兆俊）看了我那本日記，沒登記。趁幫灶時，丟在灶膛裡燒了。他說，我看了特別喜歡，但是沒處放，只好燒了。你別可惜，安全第一，你說對吧？人比東西寶貴，有人就會有東西，你說對吧？

那天，他在我們小隊的工段上蹲了很久，看了看錶，說，休息一下吧，都累了。大家極需休息，但又要表現積極，都說不累不累，繼續幹。王幹事微微張開了嘴巴，一股子詫異和困惑的神色。前省委宣傳部理論處處長王笑良停止挖掘，一手在後面按著腰，一手扶著鍁把，吃力地慢慢直起身，巴結地說，領導落後於群眾啦哈哈！這是大躍進中領導上用來發動群眾的套話，當時報上屢見。

最後東林說，我得提醒你一下，這次省委調你來，是臨時任務，工作需要。不等於解除你的勞動教養，更不等於摘掉你的右派帽子。勞動環境變了，身份沒變。勞動內容變了，性質沒變。記住這一點，對你有好處。

丁生輝把我送到七里河，交給展覽會籌備處，就走了。臨走時給我說，這裡都是各個機關抽調來的人，人多口雜，說話要特別小心。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發現（對我來說是發現）即使在共產黨公安身上，也會有人性的東西。順便說一句，三十年後，我在南京大學再度被捕，關押在成都，審問我的警察之中，也有不少富於人性和道德感的人物。

当然纵观这些历史，有些荒谬地可笑。比如高尔泰因为《论美》而遭殃，而多年后，又因为这篇文章被评为国家级专家。

二十年後「改革開放」，歐美各國科技信息進來，其中一些，和我的想法偶合。當然只是碰巧，但我因此，又出了一陣子名，成了學者、教授。甚至國家科委批准，授予我「有突出貢獻的國家級專家」稱號。得失榮辱，如同一場兒戲。這場兒戲，以《論美》始。

而高尔泰和时任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的关系也极有意思。他因张仲良的一句话被打为右派，又因为张仲良要求他为建国十年作画而离开夹边沟，得以捡回一条命。后来因为想要回自己被充公的祖屋，又去找了张仲良。

張仲良曾是甘肅省委書記，五七年指名把我打成右派，五九年又指名把我從夾邊溝勞教農場，調到蘭州籌辦「十年建設成就展覽」，我因之免於一死。

張（仲良）為了取悅毛澤東，不顧人民死活，致死三百多萬人，被調離甘肅，當了江蘇省委書記，是我在江蘇官場中認識的唯一者。試著聯繫了一下，居然頗友好，約到南京瑯玡路他家中見面。他癌症臥床，依然精明銳利。讓省委辦公廳主任湯天英以他的名義，給高淳的第一把手、縣委書記邢華平寫了個信，囑「盡快落實政策」。讓我帶著，去找邢。

类似的，夹边沟饿死了不计其数的人，多到以至于没有地方埋尸体，直接抛尸荒野。之后因为饥荒日益严重，抛尸的人都抛不动，越抛越近，直接抛到了农场门口。最荒唐的是，几十年之后，这些尸骨又被挖出来给医学院用于教学解剖！

我問他人埋在哪裡。他說埋什麼！誰還有力氣挖坑！拉出去，丟在野地裡就是了。

他說開頭死人都丟得很遠，後來越丟越近，最後死的那批人，包括安兆俊在內，就都丟在場部大門前面二百公尺處第一道沙梁的下面。

一九八二年，我回到蘭州大學。有一天，系上的同事、教中國哲學史的楊梓彬（也是歸隊右派，見《楊梓彬》）氣沖沖跑來，說他要抗議，抗議甘肅省委批准蘭州醫學院到夾邊溝挖掘完整人骨，做實驗和教學用具。

当然，高尔泰的记录是否有水分，也只有他自己清楚。比如2011年阮一峰在他的博客中推荐了《寻找家园》这本书。下面的几条留言提到了萧默所著的《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里面就有一些不一样的记录：

高尔泰《寻找家园》中的“荒山夕照”一篇写得特别好，境界、情境、心境尽出。对于太熟悉那个地方和那些人物的我来说，读来更觉有味。读者可曾记得，在该篇结尾，对于“牛鬼”们擅自在山中打黄羊的事，高尔泰描写了当范华提出不必让革委会知道以后各位“牛鬼”的表现，以说明世事人情之险恶。高尔泰当时说：“我们越是在外，越是要自觉改造自己，一举一动都应当向毛主席汇报。提黄羊是小事，不是个政治问题，可如果相约保密，倒反而会把事情弄大，成了政治问题了。”

但对于刘宾雁说的“高尔泰是当代中国一个难得的奇人。无论就人格、才华和贡献而言，他都应该被列在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前三名”（见《中国时报周刊》记者访谈），我却大不以为然，至少就我所了解的人性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性而言。

就像 Joseph Torigian 被袁莉问及为什么没有在书中给出结论，Joseph 给出的理由是，作为一个史学家，最重要的是把史料梳理清楚展现给大家，最终的结论也就不言自明了。所以高尔泰的为人究竟如何，可以辩证地看。这本《寻找家园》确实记录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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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ap

Dan Koe 认为注意力就像内存一样，需要时不时地重置来聚焦到有意义的事上：

你并不需要更多的动力，你需要的是更清晰的方向。
你也不需要更多时间，你需要的是更专注的注意力。
人类的有意识注意力每秒只能处理大约 50 比特的信息，而我们无意识地从已掌握技能中处理的信息高达每秒 1100 万比特。
当代人早上打开手机的那一刻，注意力就被分散到了上千个方向。
而“好的人生”需要你持续地将努力投入到你自己的目标上。
你之所以没效率，是因为你没有清晰的目标。
分心是熵的起点，因为它会把你的精力和努力从目标上转移出去。
无聊来自于过度关注自我。
焦虑则来自于自我意识过剩。
你必须不仅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任务上，还要聚焦在你整个人生的理想图景上。

Shani 是一位婚礼画家，在参与了众多婚礼之后，她记录自己的观察：

她常常觉得，自己能听出一个人有多喜欢自己。
她发现，或许最难看清的人仍然是她自己。她在观察别人和他人对话时，反而更容易看清对方。
调情是一种营销，是以特定角度展示自己来引导特定回应。人们的“营销策略”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总是成立的：那是一股向外延伸的能量，试图找到一个可以依附的表面。
快乐有一种没有边界的特质：哪怕它只是轻微的，也常常出人意料。
拒绝接受快乐可能性的人，往往发现得不到多少快乐；而对它敞开心扉的人，则会发现更多。

John D. Cook 从 2008 年开始写博客，过去 17 年里，他平均每周发布五到六篇博文：

博文的人气随时间波动，不同人因为不同原因喜欢不同的文章。
第一次“爆红”的文章是：为什么程序员的薪酬与生产力不成比例。当时 Hacker News 给网站带来了超出承载能力的流量。
因为 Hacker News 的读者主要是程序员，他最受欢迎的文章通常与编程相关。
不过在他的普通读者中，最受欢迎的文章则没有那么偏向编程。

Pete Koomen 认为当下不少软件中的 AI 功能像是临时拼接上去的，不仅无用，甚至有时会适得其反。这是它们模仿了旧的开发方式，从而对所使用的 AI 模型施加了不必要的限制：

当我用 AI 构建软件时，他感觉自己几乎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创造出任何他能想象的东西。AI 就像是一种强力工具，使用起来非常有趣。
Gemini 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强大模型，它完全有能力写出优秀的邮件。不幸的是，Gmail 团队设计的应用反而阻碍了它实现这一点。
所有使用过大型语言模型（LLM）写作的人都体会过这个问题。它太常见，以至于我们很多人无意识地养成了规避这种情况的提示词写作策略。
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很多 AI 应用开发者却忽略了：让用户自己写系统提示词（System Prompt）。
关键要理解的是：所有的输入和输出其实都是文本。LLM 的用户界面，本质就是纯文本。

最近，盖茨基金会宣布其将在未来 20 年内逐步关闭，这也标志着其成立 25 周年的纪念。《纽约时报》就此采访了盖茨：

该基金会成立于 2000 年，当时梅琳达·弗兰奇·盖茨只有 35 岁，比尔·盖茨则是 44 岁并身为全球首富。基金会迅速成长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慈善组织之一，彻底重塑了全球公共卫生格局，向原本资金匮乏的领域投入了超过 1000 亿美元，帮助挽救了数千万人的生命。
比尔·盖茨承诺未来 20 年继续提供慷慨援助，累计超过 2000 亿美元，主要聚焦健康与人类发展。
《柳叶刀》的一项研究估算，如果美国削减其全球艾滋病防治项目 PEPFAR 的资金，到 2030 年可能导致 50 万名儿童因艾滋相关原因死亡。《自然》期刊指出，如果美国完全停止对全球援助的资助，在未来 15 年内可能会造成约 2500 万人额外死亡。
长期支持者沃伦·巴菲特近期宣布，他将在去世后把大部分财富交由其子女管理的慈善信托处理，不再追加对盖茨基金会的捐赠。
“我们发明了新工具，我们让它们变得廉价，并将它们推广出去。”

Granola 的创始人 Chris Pedrega 认为如果说创建一家初创公司就像是在玩一款高难度电子游戏，那么在生成式 AI 领域创业就像是以 2 倍速玩这款游戏：

如果你不够小心，可能会花好几周开发一个功能，却发现下一个 AI 模型发布时已经把它自动化了。
因为每个人都能接触到强大的 API 和前沿的大语言模型，你的“惊艳产品创意”也可以被任何人实现。
大语言模型（LLMs）开启了前所未有的产品能力，比如代码生成、研究辅助等——但你需要确保自己是“在 AI 浪潮上冲浪”，而不是被浪拍翻。
LLM 正经历历史上最快的技术迭代之一。
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些“即将消失的问题”上。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很难，因为它违背直觉。

Mortimer J. Adler 认为只有把一本书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时，我们才真正拥有它，而让它成为一部分的最佳方式，就是在书上写下我们的思考：

有些人可能有几本或许多书——每一本都被反复翻阅、已经破旧不堪、松松垮垮，书里从头到尾都留下了批注和标记。（这种人才真正“拥有”书。）
伟大的指挥家会不断在乐谱上做标记，每次回头学习时都要再做一遍，这也是你应当在书上做标记的原因。
首先，这能让你保持清醒（这里说的不是“清醒”而是专注的状态）。其次，如果阅读是主动的，那就会产生思考，而思考往往会通过口头或书面表达出来。最后，写下你的想法有助于你记住自己当时的思考，或作者表达的思想。
如果阅读想达到超越打发时间的效果，就必须是主动的。
一本真正伟大的书，充满思想与美，提出并尝试回答重要根本性问题，需要你以最高度的主动性来阅读。

每当 Dustin Curtis 坐下来写博客、写代码或启动新项目时，都会产生同一个念头：在 AI 时代，这些事情做起来似乎都是在浪费时间。这种感觉令人恐惧。

他在写作中思考，写作是他形成观点和梳理论据的方式，长期坚持写作会让他产生更多、更好的想法。
思考是复利式的——想得越多，思考能力就越强。
他的思维体系正在萎缩，这种变化他自己也能感觉到——直觉、聪明才智和严谨性都略有下降。由于 AI 能轻松展开各种想法，他也就更懒得去表达自己，无论这些想法是否成熟。
设计一个提示词就像刷 Netflix，阅读输出就像在看一部电视剧。
智识上的严谨，来自于那段旅程：走过的死胡同、不确定感和内心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