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 27, 2024 8 min read weekly

DPS 周刊 159 - 时代的反差

Photo by Sebastian Ashton / Unsplash

前几天读到一篇讲述自己不带手机畅游中国的文章，里面有一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

我在武汉的邮政所寄信时，柜台人员在操作完所有步骤后却发现，整个邮局里面竟然找不到一张邮票。他们仅有一些集邮纪念册中夹有邮票，但是需要整套销售，并且价格远大于实际邮资。我说：“连邮票都没有的邮局，这还是邮局吗？”

工作人员苦笑着耸耸肩：“如果不是你今天要寄挂号信，我们都不知道这里竟然没有邮票”。类似的事情还出现在兰州、敦煌等地。他们有时惊呼没有邮票，有时发现没有信封。于是我只能被迫升级，在我寄出的信件里，有几封都是自带邮资的纪念款或珍藏版信封。

十年前，当我拿着一摞明信片走进印度金奈的一个邮局，工作人员同样很困惑，因为他们从来没寄过国际明信片。我告诉他们，我前两天在孟买寄过一次，邮费是一张多少卢比，然后他们将信将疑地查了查，发现我是对的，就帮我全部寄出。最后很多都到了我朋友手上。

可能那也是我最后一次手写明信片了。往前细数的话，和初恋刚交往的时候，也一直写信；再往前，还是很小的时候，因为家人的缘故，经常手写书信，一晃都那么多年过去了。

所以十年后读到这一篇，恍如隔世，但又是一个绝妙的反差。十年前，身在金奈的我因为有着孟买的经验，比金奈邮局的工作人员“领先”了那么一点；而十年后的作者，却因为不用手机，被其他人当作是“落后”的。

类似的反差在何伟的新书 Other Rivers 也有着同样的体现。先是他的一个学生解释自己为什么在九十年代的课堂上一直打瞌睡，在结尾他说自己的学生时代并不开心，但是写信的当下为生活感到开心。

For three years, I did not eat and sleep well. I remember in 1996, for half a year, I just had one meal a day. I was a sad man. But now I am happy about my life.

然后是何伟感慨亏得自己和夫人的书在中国出版得早，否则就不太可能出版了：

My first book to be translated on the mainland had appeared in 2011, the year before Xi Jinping came to power. Leslie's book, Factory Girls, had been published in Chinese two years later, when the climate had already started to tighten. Once a book was published, it was rarely yanked from the shelves, but nowadays editors had become more cautious about putting out new material. Earlier in 2019, I had published a book in the U.S. about Egypt, but my Shanghai publisher decided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o put out a Chinese translation.

一前一后，三个不同时代的对比就跃然纸上。如果何伟有机会再次回到中国任教，他又会看到什么样的年轻人呢？尽管他很乐观地说五年之内就能实现这个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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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ap

多好才算足够好？Scott Young 结合经济学原理，给出了建议：

将投入额外时间、精力、关注力或金钱的全部好处相加，再将花费这些资源的全部成本相加，包括做其他事情的机会成本。继续在基础上投资，直到额外成本等于额外好处；
考虑到长期的成本和好处至关重要。大多数基础需要巨大的前期投入，即使持续成本相当合理，这是因为要花一段时间让系统运转起来。然而，一旦支付了这些固定成本，我们就可以在更为合理的维护成本下享受好处；
所以当我们考虑一件事是否足够好的时候，需要考虑它的长期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