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Jul 2025 29 min read weekly

DPS 周刊 200 - 吃人吃得骨头都不剩

听闻《夹边沟记事》这本书很久了，一直没机会看，直到最近读到高尔泰写的《寻找家园》，里面有不少关于夹边沟的回忆。于是决定找来读一读，读完的感受就是，真是吃人吃得连骨头都不剩：

一九八二年，我回到蘭州大學。有一天，系上的同事、教中國哲學史的楊梓彬氣沖沖跑來，說他要抗議，抗議甘肅省委批准蘭州醫學院到夾邊溝挖掘完整人骨，做實驗和教學用具。那件事本來是嚴格保密的，但醫學院的辦貨人事先答應附近的農民按計件工資付酬，後來發現不用挖掘，只在農場大門遺跡前面的第一道沙梁子底下撿了一天就夠數了，覺得太虧，要求修正合約，改為按勞付酬，農民說他賴賬。他說農民騙錢。雙方一衝突，秘密就公開了，這才傳到了老楊的耳朵裡面。

为什么二十年后在夹边沟农场门口的门口就能很容易捡到尸骨？在高尔泰的回忆中，一开始还有人有力气挖个坑，把饿死的人埋了。到后来，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挖坑都来不及挖，更可怕的是，后面的人都没力气挖坑了。只能随便把饿死的尸体就近丢弃。

最初死人，农场领导叫木工组打棺材，可是很快就没有木头用了，领导专门抽了几个人割芨芨草编成长条形筐子，人死了装进筐子里拉出去埋掉，坟头上插个木头牌子，写上姓名。后来连做木头牌子的木料都没有了，芨芨草筐子也编不及了，就用死者的被子一裹拉出去埋掉。活着的人们有意见了，说这样埋掉，将来家属来上坟烧纸找不着人，哭谁去？领导接受了意见，掩埋前叫人给每个尸体拴个破纸箱子上裁下来的硬纸牌子。纸牌子上写着死者的姓名和编号。

门口横着两具尸体，那是夜里他和艾学荣抬出来扔下的。他绕开尸体往前走了十几步，把粪便泼了，接着又倒尿桶

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人呢？因为被发往夹边沟接受劳教的都是右派，也就是当时的大背景是反右运动。本来夹边沟就是位于敦煌边上一片荒无人烟的荒地，根本种不出什么吃的，加上大饥荒很快来临，就算原来能接受家里救济的人们也没有了这些救命的粮食，只能自生自灭。

还在1959年的时候，夹边沟和新添屯就开始死人了，人们都写信叫家人寄饼干寄炒面，

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决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父母亲给他带来了七八斤熟面，五六斤蒸熟后晒干的甜菜，还有一包煮熟后晾得半干的狗肉。父亲一再解释，你不给家里写信，我们也不知道你的情况。还是遇到了赵庭基的父亲，才知道你……吃不饱，匆匆忙忙把狗杀了，就来了…… 王永兴知道父亲是在说谎，家中的情况仅就宰狗一事便可了如指掌，如果有粮食存着，谁忍心宰狗呀

梳理一下《夹边沟记事》里的回忆，可以看到当时的粮食分配越来越少，而体力活却越来越多：

到了明水，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

人们去伙房打饭的力量都没有了，开饭时炊事员提着桶往地窝子和窑洞送饭，给每个人抖抖索索举起的饭盒里舀上半马勺末糊汤。每天的定量是半斤豆面。

一天半斤粮食，又不能去找代食品，严管队的劳教分子们饿得头昏眼花，身体迅速地走向衰竭，每过两三天就有人停止呼吸。

晚饭是一人一马勺菜汤，一块三两［1］重的豌豆面饼子，薄薄的半个手掌大。豌豆没有去皮，饼子粗粗拉拉的。

刚到夹边沟的时候我们每月吃四十斤粮食，到后半年就降为三十斤，转年又减到二十六斤。迁到明水后减少到每天七两。

1959年，甘肃省的吃粮就出现困难了，部队的战士一月就供应三十八斤粮食。部队上都是年轻人，三十八斤粮食吃不饱呀。为了解决缺粮问题，团领导抽了一个连在夹边沟开荒，种地

饿到最后，不光野菜老鼠都找来吃，泔水桶也不再见怪，甚至连尸体上的人肉都挖来吃：

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的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觉。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

迫于饥饿，我丢弃前嫌与他合作去挖鼠穴。我们住的山水沟两旁的荒原上，有几片明水公社的农民开垦的撞田［2］，撞田左近的鼠穴里地鼠在它们的粮仓里储备了过冬的粮食和草籽。挖到一个鼠穴，就可以收获七八斤或者十多斤谷穗和草籽

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每天收工回到宿舍，吃晚饭的时候，灶上给的那一碗末糊汤［5］谁都吃不出它是咸的淡的还是酸的。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到开饭的时候，炊事员把菜糊糊从锅里舀进水桶，提出来倒在门外的两口缸里，再由炊事员用马勺从缸里一勺一勺舀到右派们的碗里。有几个年轻人饿得受不了，就总是在吃过饭以后站在附近等着，等最后一勺菜糊糊打完，炊事员刚一转身离去，他们就忽地围上去，把手伸进饭缸刮缸壁上的面糊糊和菜叶子，然后再嗍手指头。

于是，他一翻背斗把里边的牛粪倒出来，迅速地把粮口袋装进去，再把牛粪装在上边，然后就下了沙包赶着羊群回羊圈去了。这天晚上许霞山好好地煮着麦子吃了一顿。他知道囫囵的麦子吃下去不易消化，营养不能吸收，所以他慢慢地吃，充分地咀嚼。直到吃得牙关节累了，才结束。这天夜里他睡得很踏实，很香。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呀。

他在自己两年来包裹着几件衣裳当枕头用的蓝地白花的包袱布上，晾晒着我昨夜吐出来和排泄出来的污秽物，而他正从那些污秽物里拣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塞上一两个洋芋蛋蛋之后，他从粘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粘稠物放进嘴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

傅作恭的事我就不多说了，他是1960年冬季死在夹边沟农场场部猪圈旁边的：有一天他到猪圈去，想抠点猪食吃，倒在猪圈旁了。那天下了一场大雪把他的尸体覆盖了起来，好几天人们没发现他。于是人们传说他逃跑了，因为有人反映他曾经给他哥哥傅作义写过信，要钱。到了春天，雪化了，尸体暴露出来了，关于他逃跑的传说便不攻自破了。

我说，我告诉你们吧，还有更糟的事！老董屁股蛋子上的肉叫人剜走啦！

他们煮的是内脏呀，是人的心肝肺呀。这些人的身上没肉了，长期的饥饿和劳累把身上的肉消耗干了，胳膊和腿就剩下干骨头了，没吃的，他们就想出开膛剖腹的主意来了

最后即使活着走出夹边沟，也有不少人因为饿太久，直接把自己吃撑而吃死了：

农业队一个姓吴的天水市的右派在汽车上胃就被撑破了，被人扶到宿舍后于半夜时分就断气了。

县委书记的救命恩人，招待所哪敢怠慢呀！叫他住最好的房子，一天三顿，伺候他吃好，吃饱。但是，三天后王玉峰死掉了。他的胃里塞进去太多的牛肉和鸡蛋，不消化，食物把肠子挣断了。

至于说右派接受的劳教，其实就是随意捏造出来的一种折磨人的手段，根本不在法律范畴内。尽管劳教劳改听起来很像，但后者是一个法律概念，所以可以在法律范畴内执行，而前者全凭领导一句话。没想到七十年之后，在2019年-2022年，类似的荒唐事又再次上演：

我却记下了这么一句话：不愿意去农场劳动教养的，可以开除公职，自谋生计。于是，领导刚讲完话，我就说了：你们就把我开除公职吧，我要自谋生计，我不去农场劳动教养。

可是五九年的国庆节开大会的时候，全农场只有三个人摘了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却还必须在夹边沟就业，一月挣24元。于是人们明白了，劳动教养改造思想是一片谎言，是欺骗，所有的人实质上都判了无期徒刑，劳动改造遥遥无期。

可是我们到了夹边沟农场，才发现劳教比劳改还厉害。劳改有期限，劳动是磨洋工混日子，刑期混够了就释放了。劳教就没期限，劳动重得人受不了，得拼出十二分的劲头干活。你要给管教干部好印象呀，说明你改造好了，但是怎么才叫改造好了，并没有个标准，你得无休无止地劳动，且都是超重体力地劳动。

劳动教养条例是骗人的。这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我妈就告诉我，早晨我上班走了之后，学校的负责人安殿策就到我家去了，说是要户口本用一下，中午就送回来了。我问我妈他要户口本干什么，我妈说她也不知道人家把户口本拿去干了啥事。我妈是个不识字的人，她把户口本拿过来叫我看，说你看一下，到底人家拿去做啥了。我接过来一看，才发现我的户口被注销了，写着一行字：迁往夹边沟农场。

类似地，大义灭亲的人也有不少，不知道他们是真糊涂，还是已经被洗脑洗成了这个样，连基本的人性都不复存在：

在车站等车，我跟母亲说，娘，我真不想回去。劳教农场吃不饱，每天喝稀糊糊，劳动比劳改队还要重。母亲说哪能呢。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是讲思想改造的，哪能饿肚子呢。我说兰州五七年底就送右派去夹边沟了，亲人们去探望，都知道吃不饱，不能去呀。母亲说，你不去怎么办呀，不能离开组织呀。我说已经开除了，还有什么组织呀。母亲说，只要你好好改造思想，组织会在你改造好之后安排你的出路的。

可是姐姐吓坏了，一连声地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你是逃跑出来的，公安局会到家里来搜你的。我明白，姐姐是担心我连累她和她的家庭，我就说，姐姐，你放心，我不会连累你们的。我就在这里住一夜，明天早晨我就走。姐姐问我去哪儿，难道一辈子在外边逃亡吗？我对姐姐说，我回陕北的老家去，只要公安局不到那里去抓我，我就在那里当农民。姐姐说只有这一条路了。

张启贤是酒泉中级法院的机要员。她划成右派之后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因为她只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出身好，丈夫还是酒泉中级法院的院长。但就是她丈夫往她的心上扎了一刀：向组织揭发她往省上送文件时坐火车遇到一位熟人，聊天时告诉熟人她是送文件的，文件的内容是一个什么案件。她就又多了一项罪名：泄密。于是两罪并罚把她送到夹边沟。她进夹边沟不久丈夫就与她离婚，并和一位大学生结婚了！她明白了。丈夫是早就看上那位大学生了，蓄意陷害她……

我是中午一点钟到达夹边沟农场的。我没去连队，径直去了农场医务所。进了医务所，我倒碗水喝，吃点从家里带着的干粮。我想略微休息一下就去看望队长的岳父，可是我一个饼还没吃完，有个护士就跑进来了，说有个病人不行了。几个医生急忙去抢救病人，我也匆忙吞下一口饼，拿着背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赶去了。那护士说不行了的就是季队长的岳父。老汉已经没气了，我们把强心剂和葡萄糖都用上了，抢救半天，还是没活过来。

我看见院墙不高，也就一人高，便对两名站在我身旁的四川姑娘说：你们怎么不跑？一个姑娘说，天亮了管饭，等吃完饭再说。我说我现在就要跑，请你们帮帮忙。我用双手扒住墙头，两个姑娘从下边推我，我翻过墙头跑了，跑到候车室去。

我说，老大爷，你不要埋怨我，我的情况还没有你的儿子好。你可以背了甜馍馍去看他，我前边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要走。从昨天早晨到现在，就没有一颗粮食沾过牙。老汉听说我是饿着肚子赶路，立即就放下褡裢，拿出六七个糜面馍馍往我的怀里塞，那个热情呀！然后就匆匆告别往绥德城里去了。

我转身往车站方向走去。我走了几步，站住，脱下自己的大衣又回到师傅跟前：师傅，你躺下，躺下，我给你把大衣盖上。师傅说，你快穿上，快走，路上冷！我说，师傅，你就听徒弟一句话，躺下，我给你盖上，暖和些。我年轻，不怕冷。你坐着不动，会冻死的。师傅说，你回家的路长，天寒地冻…… 我说，师傅，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不走了。

有次傍晚收工回来，她竟然从短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堆黄豆来，倒在李怀珠的洗脸盆里说，晚上叫老李煮着吃吧。这东西有营养。我问她从哪儿搞的黄豆，因为磨坊里从来没磨过黄豆。她回答从伙房抓的。由于孩子的原因，我们和她的心理隔阂消除了。

教导员宋有义经常往女右派的小院来，有时候进了房子掀一掀煤油炉子上的锅盖看看里边煮着什么。他看出坐了一个月子的李怀珠比以前胖了，想要查出她是怎么搞到食物的，但谁也不叫他查出来：我们都是半夜里给李怀珠做饭吃。过元旦和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一帮女右派去伙房帮了几天厨；我们几次偷羊肉回来，夜里给李怀珠做羊肉面片吃

然后她到食堂去了一趟，央求伙食的管理员晚饭时多蒸几个馍馍，提前卖给她一星期的干粮。管理员是一名刑满就业人员，一个凶狠的家伙，可是听说她要到明水农场去看丈夫，也为她高兴，很痛快地说，吃饭时你晚点来，直接到办公室来，我给你准备好。这天晚上的事真是令她大喜过望：晚上她走进管理员办公室，管理员指着桌子上一堆白面花卷说，你带书包了吗？看见她拿出一个碎花布的书包，管理员说，装起来，全装起来。她简直惊呆了：这是精白面的花卷，而且是抹了清油［2］的，散发着清油的浓香。

半路上，她看见王志气喘吁吁的样子。便把自己书包里的最后一个花卷给了他。她问王志，你怎么不拿行李？王志回答，领导不叫他走，因为他还走得动路。领导说，所有的右派离开明水以后，他才能回家。

采访了拍摄夹边沟口述史的艾晓明之后，Ian Johnson 在 Spark 一书中写道

Its name is Jiabiangou, the Ditch, the most notorious labor camp in China, a place where thousands were worked and starved to death in the late 1950s and early 1960s. Improbably, this field of stone and sand, blown flat by the winds and patrolled by guards, has become a touchstone for Chinese people seeking to recover their past.

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些，也永远不要相信这个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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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ap

Joan Westenberg 觉得困难模式往往是地位的象征：

1985 年，伊塔洛·卡尔维诺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后来结集成书《给下一个千年的六个备忘录》。他赞美的第一个美德就是“轻盈”——一种能够提炼、澄清并超越世界沉重感的能力。
在卡尔维诺笔下，轻盈是一种智性的优雅，也是一种美学的优雅。
而隐藏在一切之下的冲动是：把事情搞得比本该复杂，好让自己感觉比实际更聪明。
这些复杂往往没有必要，它们只是姿态——用来表明“我在玩困难模式”的地位信号。
在大多数领域，简单是专业的体现。而在科技领域，简单却常被视作你根本没用心。

开始做一件事之前，Recovering Overthinker 会问自己：“我能以同样的方式坚持做这件事一年吗？”

如果他发现很难保持一致性，这个问题会提醒她反思，并调整自己的流程，直到她能够给出肯定的答案。
他意识到，最重要的是解决一致性的问题。因为克服内心的障碍，比如冒名顶替综合症或完美主义，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开始行动，并且持续去做这件事。
他建议对于那些刚开始、想了解自己项目和感受的人，最好调整流程，让自己能够高频率地输出成果。
他也明白，有时候事情会比预期更耗时，因此必须随时准备好，愿意投入到长期的坚持中。

Laurie Hérault 注意到，自己可以花几个小时全神贯注地玩电子游戏。如果能专注于游戏，那大脑也应该有能力专注于其他任务。

他发现自己唯一能完成事情的方式是依赖压力，比如来自客户或财务方面的压力。
一款 FPS 游戏围绕一个简单的循环构建：瞄准 → 射击 → 命中或未命中。这就是所谓的游戏循环。
一款游戏要让人上瘾，这个游戏循环必须频繁重复，并且反馈要足够强烈。
一款游戏可能包含多个游戏循环。例如，游戏中可能还有一个循环是寻找角色的随机装备。反馈也可能来自主循环之外，比如战利品箱或支线任务。
当所有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时，每个游戏循环都会让人获得一小剂量的多巴胺，创造一种“心流”状态。

Dan Koe 认为人生的质量取决于自己所做决策的质量：

很多人之所以毁掉了自己的人生，是因为他们无法做出这样的决定，更别提其他关键决定了。
他意识到，人生一开始就被放在了一条“默认的轨道”上。
如果不做出大胆而清醒的决定去改变轨道，他永远无法真正发挥自己的潜力。
所有决定中最重要的，就是拒绝那条默认的道路。
犹豫不决的问题在于，当他不做决定时，实际上就是让别人替他做决定。

Herbert Hui 明白，每一天，他都有机会做出选择:

这条既痛苦又充实的道路最美好的一点在于：虽然过程更艰难，但只要记住，走过之后，他很可能会感觉好很多。
一件经历越艰难，他事后对它的感受往往就越好。

Atharva Raykar 认为，用 AI 开发速度很快。速度提升非常关键，因为若利用得当，就能让团队更快地与用户形成反馈循环，从而打造出更好的产品。

然而，AI 工具有时候也很难用。若使用方式不当，结果不仅平庸，更糟的是可能让项目陷入混乱与技术债务，从而拖慢进度。
想用好 AI，就要先让自己变得更强。因为 AI 是倍增器。
因此，他主张要像工匠一样用心。即使有 AI 协助，最终做出来的东西也要是自己引以为傲的作品。
一个对他们很有效的技巧是“元提示”。他会先用简单的任务提示模型，并让它帮忙找出权衡与边缘场景。随后，他再把这些整理成技术方案，交给另一个 LLM agent 去执行。
根据他的经验，如今的模型已经相当擅长自我提示。

Vaibhav Gupta 指出，React 彻底改变了网页开发，因为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 HTML 和 JavaScript 融合到同一种语法里，会怎样？”这催生了 JSX（以及后来的 TSX）。

他们认为，提示词（prompts）应当易于查找和阅读。本质上，它们就像 HTML 一样只是字符串，但往往非常动态，更像 TSX。
他们主张，切换模型应当非常简单。因为模型每周都在进步，你的应用也应该随之进步。
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BAML（Basic-Ass Machine Learning），也可以幽默地向老板解释为“Basically a Made-up Language”。
BAML 的核心原则是：LLM 的提示词就是函数。
在 BAML 中，每个提示词都是一个函数，它接受参数并返回某种类型的结果。

Anne-Laure Le Cunff 解读了最近 MIT 关于使用 AI 会加速脑蚀的报告：

他们发现，“仅用大脑”组表现出最强、最广泛的大脑连接，尤其是在与注意力和记忆相关的 alpha 和 beta 频段上。
“仅用大脑”组中，有 89% 的人能准确引用原文，而“搜索”组为 83%。令人震惊的是，“LLM”组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引用原文，准确率为 0%。
NLP 分析显示，ChatGPT 协助写作的文章往往使用类似的措辞和例子。
研究者指出，过度依赖 AI 工具可能导致所谓“认知债务”，也就是人们没有投入足够的思考，因而难以深入学习或记忆。
事实上，人们使用 AI 时往往比 LLM 组所接受的严格指令更灵活，LLM 组被要求完全依赖 AI。

Seth Godin 相信，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版本的现实，带着自己关于发生了什么、周围世界如何运作的故事：

他认为，自己所选择的“现实”有两个重要作用：
- 首先，它把他与同一个圈子里的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 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自己所选择的“现实”是一个实现目标的有用方式。
当现实与他心中的叙事以及目标相配合时，他就更容易到达想去的地方。
但他也承认，现实总会在最不想面对的时候出现。
他认为，通向更准确现实的最佳途径，是愿意分享自己的假设，展示自己的推理过程，并根据有用的反馈去调整自己的故事。